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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勇:论教育研究方法论要摆脱唯实证主义的三个“崇拜”

作者:采集侠    新闻来源:网络整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04-18

姜勇:论教育研究方法论要摆脱唯实证主义的三个“崇拜”

   内容提要:2014年以来,中国教育学界涌现出一股大力倡导走向实证主义、拥抱实证主义、推崇实证主义的方法论转向的浪潮。教育研究走向“实证”范式的转型在客观上推进了研究的科学性、精确性、可靠性。教育需要有实证的研究,需要有自然科学特别是信息科学、认知神经科学、生命科学等的参与,以形成跨学科的宏大视野、全新格局,这无疑有助于推进教育研究收获新的发现、新的成果、新的思想。然而,教育学科的长足发展,不仅需要自然科学的加盟,作为一门研究“如何成人”的学科,它更需要与文学、美学、伦理学、哲学、人类学等人文与社会科学联姻,教育研究不仅仅具有自然科学研究的属性,它更具有艺术与审美的人文科学研究的品性。我们呼吁教育研究在方法论上必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论立场,从而真正推动中国的教育研究进一步走向繁荣。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体现在其科学的政治学、哲学、经济学思想,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独树一帜的科学的方法论体系,这种方法论体系既注重事实和经验,又超越了具体、微观、琐碎的“证据”,并在“总体性”理论思维中经过唯物辩证法的有效运用,从而达到了对内在本质和规律的充分揭示和把握。可以说辩证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创新和突破,值得人文学科、社会学科、自然科学的工作者们认真学习与继承。首先,教育研究要摆脱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证据崇拜”,走向有思想、有精神、有灵魂的“随机应变”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的“总体性”研究。其次,教育研究要摆脱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强力崇拜”,走向以丰富、多元、灵动为重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的“关系性”研究。再次,教育研究要摆脱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测得准’崇拜”,走向以生成性、发展性为重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的“运思性”研究。

   关 键 词:教育研究 实证主义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辩证方法论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15YJA880028)“基于概化理论的教师培训课程标准的研制研究”课题的部分成果。

  

   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究竟该选择何种方法论的争论始终贯穿着学科发展的历程,教育研究领域也不例外。自《大教学论》(Great Didactic of Comenius)一书标志着独立形态的教育学的诞生以来,教育研究在方法论上始终在实证主义与非实证主义之间徘徊。方法论的争论不仅影响着教育学者对研究问题、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工具、研究策略的选择与应用,而且还反映了教育学者的宏观理论立场与其背后固有的哲学信念与信仰。近年来,实证主义方法论以其基于证据、可量化及可重复性操作的特点,备受学界推崇。认为实证研究的成果是更新教育决策和鉴别教育理念正误的标尺,教育研究必须全面转向以实证主义方法论为主体,并视之为未来提升中国教育研究质量和影响力的必然选择,倡导全面走向实证主义,以跨学科的宏大视野加强教育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从而引领教育研究范式的转型。呼吁教育研究的全面转向,特别是在方法论上全面走向“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这不仅不是一场教育思想上大的解放、大的突破、大的创新,相反会使得原本有着丰富多彩、趣味纷呈、意境悠远、运思机断的多种教育学研究的范式与方法被逼入“实证主义”方法的一条通道,那将不是教育学研究的辉煌,恰恰是教育学研究的“青蛙之灾”。[1]

   早在古希腊时期,比如斯多葛主义(Stocism)、古典原子论(Classic Atomisticism)以及怀疑论(Skepticism)的著述中就有了实证主义的影子,而真正提出“实证主义”(Positivism)这一学术概念并将其作为方法论体系予以发扬光大的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之父孔德,其撰写的6卷本《实证哲学教程》(Course of Positive Philosophy)是实证主义形成的重要标志。他提出的人类从神学到玄学再到实证阶段进化的三阶段遭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其实证阶段(即走向科学的阶段)并非是哲学的解放或新生,而是理性的异化,使主体陷入“无思”的境地。纵观西方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传统与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其是以“坚持实证”与“反对实证”为重要线索而展开的,其间穿插着许多哲学与社会学的理论流派。而反对“实证主义”的几乎涵盖了所有有着深刻影响的西方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诸多流派,包括新康德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存在主义、符号互动论、解释学、生命哲学、拟剧论等等,这些理论在批评实证主义、弘扬研究中人的精神性一面达到强烈的共识。继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ber)之后,反实证主义的思潮蔓延至德国之外的许多欧洲国家,甚至在实证主义社会学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美国也形成了许多重要的学者与流派。领袖式人物费耶阿本德(Paul Karl Feyerabend)的可贵之处在于曾经作为一名科学哲学家的他有力地揭示了实证主义者的“证明方法”中的漏洞,“这样的漏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刻,以致于在某种关键时刻,严格的证明并不比其他方法(比如他提出的反归纳法)要高明多少,甚至对科学研究可能还是有害的”。[2]其撰写的《反对方法: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是对实证主义方法论作总体性批判的巨著。作为一名科学哲学家,费耶阿本德原先是一名坚定的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拥护者,但后来却成为当代科学哲学学者中最大的异端,甚至被视为实证主义哲学的掘墓人和送葬人,他对于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工具主义、理性主义的批判和反戈一击最为致命。所以很多哲学家、社会学家将《反对方法:认识论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不仅视为一部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书、审判书、宣言书,而且更视为一个重大的“事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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