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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陈俊:“讼师恶报”话语模式的力量及其复合功能

作者:采集侠    新闻来源:网络整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04-27

尤陈俊:“讼师恶报”话语模式的力量及其复合功能

  

   摘要:从宋代开始,“讼师恶报”的话语模式便已成型,并在明清时期被不断复制、扩展和推陈出新。“讼师恶报”的话语模式兼具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色彩,官方以此来劝诫读书人不要操持讼师营生,希望能有助于从源头上减少现有讼师队伍的后备补充力量,而社会大众则以此来宣泄对无良讼师唆讼、借讼谋利的反感,并表达对正义的渴望。官方对讼师的打压,造成了讼师作为一个非法的群体无法从其自身内部公开地发展出自我约束的“强”职业伦理,结果造成从外部嵌入的“讼师恶报”话语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对讼师个体及其行业整体之行事下限加以“弱”约束的功能替代品。质言之,若要真正理解“讼师恶报”话语模式的功能,则必须注意到其分别对于官方、社会大众和讼师自身的上述不同意涵。此外,对“讼师恶报”话语模式的深入分析,可以为关于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讨论提供某些有益的学术启发。

  

   关键词:讼师恶报;报应论;话语模式;职业伦理;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

  

   作者:尤陈俊,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2)。

  

   自宋代以降,尤其是明代中期之后,帝国境内的不少地方皆出现了讼案数量远超州县衙门之理讼能力的情形,不仅江南地区和沿海诸省的一些州县衙门常常如此,甚至连四川巴县这样的内地县衙也不例外。这种社会实态之变,留在当时各地方志中的文字书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各地方志中描述其境内民众“健讼之风”的记载日渐增多;另一方面,声称当地民众的好讼多是受积恶讼师之挑唆的说法,在各地方志当中屡见不鲜。而在官府的眼中,讼师更是被视为地方官员在到任之初便须严饬查禁的致讼之源,一些地方官员甚至斩钉截铁地断言道,其治境内之所以讼案繁多,完全就是由于当地的讼师们教唆无知民人架词构讼所致。到了清代乾嘉时期,《大清律例》在照搬沿用大明律中关于“教唆词讼”的原有律文之基础上,还进一步通过在此条律文之下陆续增纂众多例文的方式,不断加大打击讼师的力度,尤其是在乾隆元年订立了官员失察讼师治罪专条,明确将抓拿禁缉讼师规定为地方官员的为政任务之一(依照此例文的规定,地方主政官员若对其治境内的讼师失于觉察或明知不报,将要受到行政处分)。

  

   近二十年来,关于宋代以降尤其是明清时期官府对讼师的打压乃至查拿禁缉,学界已有不少专门的研究。我将此类研究中所揭示的官府从立法、司法和行政层面打压禁缉讼师之举,概括为官府扩展动用其所掌握的“制度资源”来惩治讼师。但是,倘若只是关注到“制度资源”这显性的一面,而并未充分注意到与其相关乃至更为丰富的“话语资源”,则并不能全面把握宋代以降尤其是明清时期讼师所受到的“压制”之各层意涵。遗憾的是,关于帝制中国后期的官府和社会具体是如何借助“话语资源”来打压讼师,学界尚少有深入的讨论,至于对“讼师恶报”此类话语的专题研究,迄今更是付之阙如。本文将深入挖掘“讼师恶报”这一独特的话语模式之生产/传播机制,并从功能主义的视角解释其为何在当时长盛不衰,最后则从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论的角度讨论本研究可能具有的学术意义。

  

一、讼师与恶报的话语关联:宋元明清不同类型文本中的一种叙事传统

  

   自从“讼师”作为一种正式的职业称谓最早出现在南宋后期以来,宣扬此类代为撰写词状教讼、助讼之人将遭恶报的文字,不久后便已与其如影随形。在南宋时人李昌龄编的《乐善录》一书当中,载有一则据称转录自《十生记》的故事,其文字内容如下:

  

   文光赞父,自少至老,无岁无狱讼事。以宿因问昙相禅师。师曰:“汝父前生本写词人,故今反受其报。”光赞恳求救免,师教以纸糊竹簟为桎梏,令自囚三日,然后为作忏悔。姑录之,以为教唆者戒。

  

   这则据称发生在宋代的故事,后来也出现在元代志怪小说集《湖海新闻夷坚续志》,以及元代通俗类书《居家必用事类全集》癸集所收录的《劝善录》之中。明代时人沈节甫在万历年间编纂《由醇录》一书时,又从《劝善录》中转录了此则被其题为“教唆词状者有报”的故事。按照此则故事中那位高僧昙相禅师的解释,文光赞的父亲之所以牢狱之灾不断,乃是因为他前世是一位“写词状人”,所以今生才遭此业报。在宋元时期,代写词状之人,除了那些活跃于民间各地的讼师之外,还有所谓的“写状钞书铺户”这一类或可称得上半官方的人物。宋代出现的写状钞书铺,虽然并非由官方所设立,但须经官府审查许可,而营其业者通常被称为“写状书铺户”(简称“书铺”),其业务主要为代人书写词状,直到元代大德年间之后,原先在身份上非官非吏的写状书铺户,才被官府所委派的吏人所取代。宋元时期的写状书铺户,其代人书写词状的活动,往往受到官府的诸多约束,并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虚捏词状,因此并不应当被与那些“教唆兴讼”的无良讼师等而视之。昙相禅师只是笼统地声称文光赞之父前生为“写词状人”,而并未明言其具体属于上述两类人中的哪一种(写状书铺户抑或讼师)。但从这则故事的叙述来看,代人“写词状”本身即被其视为将遭受业报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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