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随着当前研究视野的拓展和中国对外认知的深化,边疆研究也在逐渐扩展关注的时空范围。中国的边疆研究有其自身的独特历史及其传统,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逐渐关注边疆治理与跨界现象。而与此同时,由于世界内部的关联性,自近代以来,外域各国的边疆实践及其观念变迁也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自身的边疆认知。通过梳理美国、法国和泰国边疆概念的研究个案,力图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揭示边疆研究所具有的域外资源及其比较可能,为更全面地认知中国边疆研究提供必要的外部视角。
关键词:边疆研究;域外资源;美国;法国;泰国
作者简介:袁剑(1981—),男,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博士,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从事中亚研究与边疆研究。
一、边疆研究的世界语境:问题的提出
随着近些年来世界范围内对于民族国家、疆域、认同等相关问题讨论的深入,边疆研究作为认知国家与社会内部整体性空间及其内在权力结构关系的重要路径与方法论,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对于边缘地域、社会与族群的区域研究,从而构筑了当代国家整体性认知的重要方面,并通过历时性的推演,探究更为久远的古代国家与社会的边缘场景及其内在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代的边疆研究的推进与深化,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认知当下的民族国家体系及其在全球化浪潮影响下的内在变迁提供了必要的工具。
边疆现象是一种世界的普遍性现象。鉴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中国的边疆研究带有更多的史地色彩,跟传统的历史地理研究形成独特的内在关联,主要关注历代王朝边地控制与治理问题;而在同时期的欧洲,历史上各大帝国也关注其边疆地域的定位及其对自身政治的影响。总体而言,在整个古代,不管是欧亚大陆的东方还是西方,都存在着一个将边疆从一个“局限区域”的定位逐步转变为“混杂区域”定位的过程。在欧洲,以巴尔干、俄国问题为主要对象的“东方问题”就是这种“混杂区域”的鲜明体现;而在古代中国,长城及其周边地域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这种“混杂区域”。
随着近代世界的理念变迁,传统的帝国纷纷向民族国家结构转型。在这一过程中,关于国家、政权、区域的分类也随之发生变化,曾经长期具有属人特质的一般意义上的藩部-部属结构与分类在治理中逐渐消解,而具有属地特质的边疆结构逐渐形成,并成为作为帝国结构继承者的民族国家结构化叙事的基本分类。
中国的边疆研究同样在近代转型中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角色,担负起了救亡图存的学术使命,为塑造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重要而关键的学术基础。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体地缘环境的变迁与中国国力的增强,当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已经摆脱了当初救亡图存的历史需求,开始面对全球化浪潮下如何认识和面对内部区域协调发展以及边疆地区在中国-域外的国际交往中所起到的连接枢纽地位。这既不同于古代中国语境下对于边疆史地的探究,也不同于近代积贫积弱背景下基于国家独立与巩固而对边疆在国家内部所具有的政治军事安全所进行的相关研究,而更多面对的是当代边疆地区发展及其内外交流与互动的问题。这是中国边疆研究在当代最为重大的转变。
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我们不应忽略整个世界在同一时期内的各国边疆话语发展问题。由于世界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巨大性与复杂性,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在边疆理论方面存在着历史语境层面的差异,其中就包括由地理大发现、殖民主义以及像英、法等欧洲本土帝国竞争及其延伸出来的殖民地话语竞争。在这当中,存在几种主要的边疆理论框架,这些框架要么基于国家合法性论述,要么是为了实现从血缘民族向疆土民族的定位转变,要么为了地缘政治安全,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各大国往往会是这些框架的综合。这些边疆理论话语之间的竞争,往往是基于实力政治,并建基于逻辑一致性和历史连贯性的概念竞争。
因此,当我们重新面对和审视一个充满多样性和关联性的复杂世界时,中国域外各国在边疆方面所具有的特质及其在各自国史叙述中所展现的连续性与逻辑性,就值得我们在当前这个时代有更全面的把握。这一方面能使我们更好地认知近代以来整个世界层面在民族国家建构方面所具有的共同趋势及其在边疆概念方面的相关表征,另一方面也让我们认识到各国因其自身历史、文化与世界观而在边疆话语层面呈现出的独特性,及其在这种独特性背后所呈现的政治与现实行为方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的眼光始终是同时关注中国与世界的。只有当我们对世界范围内各国的边疆理论及其关键概念加以必要的关注和认知,我们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与认识中国自身边疆理论及其实践的发展过程,并更全面地理解近代以来西方帝国边疆话语经由殖民地的相关实践而对当时中国所造成的外部影响,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认知近代以来中国边疆理论发展所受到的内外部影响,进而更好地认知全球化时代边疆社会所呈现的“跨界”现象及其理论阐释。从根本上说,理解边疆研究的域外资源,将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自身的边疆研究并为实践提供比较新可能。
二、美国语境下的“边疆”概念:特纳之外的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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