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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励生:发出中国声音:以直接归纳的理论方式

作者:采集侠    新闻来源:网络整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04-16

吴励生:发出中国声音:以直接归纳的理论方式

  

   首先简单说明,《文学文本解读学》虽为孙绍振、孙彦君父女合著,但为论述方便,下文均以孙氏名之,除了有“同出一门”的意思之外,其还有传承乃至承先启后的用意。其实孙氏早前曾向笔者提及建构文学文本解读学的事情,即遭我本能反对,原因是:假如我们不能在基础学科上做出基本的有效贡献的话,又在二级学科、三级学科乃至边缘科学之类用力,似乎有点弄错了方向;何况孙氏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即以《文学创作论》《美的结构》《论变异》等代表性著述对基础学科做出了相当重要贡献,而今等于另起炉灶、重新操刀,似乎有点得不偿失。但等细读《文学文本解读学》过后,清楚了解其大有一番“开宗立派”的雄心和气魄,重新打点精神严肃面对并认真加以重思便成为题中之义了。

  

   其实,无论是早年的《文学创作论》还是晚近的《文学文本解读学》,其间的理论关键词均是“检验”:既检验别人的也检验自己的理论。所不同者,前者基本以“冲决罗网”为己任,后者则以广泛的“对话”来让自己的理论归纳获得彻底的“确认”和“确证”。所共同者,则是出于真切的个体认知和问题意识,无论是当年拒斥苏式机械唯物论的“工具论”以及“美是生活”的前提预设,还是当下拒斥甚嚣尘上的后现代文论的所有前提的都不预设,均是如此。相对而言,后者难度更大,假如说前者的目标明确单刀直入就行了,后者则在本土“不思的一大堆”的文论界之中找不到敌手,同时又在世界范围内敌手遍布,而不得不左右开弓,书中随处可见“理论清场”以及“清算”的字眼,即可见一斑。更为关键的是,前后二者所面对着的语境完全不同,前者需要较大的理论勇气,后者则需要全面开放的理论大师气度,否则:就不是“是否有话可对”的问题,而是根本“对不下去”的问题。然后就像惯常所见关起门来自封“大师”之类,除了个体“精神胜利”之外似乎并无多少实际意义。

  

   与此同时,更加需要的是理论底气。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论底气恰恰是孙氏早年《文学创作论》伊始即以蓬勃的精神突围大力积攒下来的。这就是从文本细读到理论范式的强大生命力和理论号召力,而文学文本的深入解读与理论归纳的系统丰富,自始至终也即成了孙氏检验所有理论的最犀利并无往不胜的战斗武器。虽然也可勉强区分孙氏文论的早期思想与后期思想,比如新旧世纪之交即成了孙氏文论转向的分水岭。早期的理论范式是“真、善、美三重错位”,后期的理论归纳则是“意象、意脉和形式规范三个层次的立体结构”,其中对文本的有效解读都是关键,而把早年以及晚近的诸多经典性文本解读作为理论归纳的出发点,重新沟通文学创作学与文本解读学,作为全新的解读理论面目出现,则是孙氏晚年最为重要的理论努力。必须特别指出,无论是早期还是晚近,孙氏理论总是以天才的直觉,在具体文学文本的阅读感觉中深切感受到僵化的(无论来自苏俄还是来自后现代)理论的霸道与荒唐,从而发起精神的突围并建构自家的理论的。借用德勒兹解读伯格森哲学的话说:“直觉是伯格森主义的方法。直觉既非感觉,也非灵感,更不是一种模糊的感应,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方法,甚至是精心设计的哲学方法之一。”[①]而德勒兹所归纳的伯格森作为方法的直觉中的规则不管是“三条”还是“五条”,但只有第一条是完全符合孙氏直觉的理论状况的,这就是:“检验问题的真和假,揭露假的问题,在问题的层次上协调真实与创造。”[②]而涉及孙氏建构理论的具体方法,与其说是采用马克思《资本论》研究经济的细胞的方法,毋宁是自觉贯彻波普尔所一直主张并推行的科学哲学的证伪性原则。也许由于一直采取的是“六经注我”学术方式的缘故,无论哪种方法或者原则孙氏其实均并未贯彻到底,有趣的倒是他自己的以直觉为方法的做法,却又始终如一,并确实取得了诸多原创性的文学知识拓展。

  

   这有利有弊,尽管利大于弊。有利是能够始终有效地坚持自己的文学原则,有弊是有时不敢坚持自己的哲学原则,比如在哲学的第一性问题上,在文学的形而上学性问题上,有时就显得有点犹疑不决。这正好跟李泽厚的哲学原则的坚持形成某种程度的反差,比如李氏反复强调的其早期从马克思回到康德、后期从海德格尔回到黑格尔的双向回环,从而创造他所谓的“历史本体论”和“情本体”理论等——前者是通过马克思试图对康德的“心理形式”进行改造(所谓“经验变先验、历史建理性、心理成本体”),[③]后者则是通过黑格尔试图超越海德格尔,以及重新确立中国的现代情理结构以及理性——其间物质为第一性、逻辑为第二性的用意极为明显。孙氏则徘徊于康德与马克思之间,并且一开始采取“六经注我”的态度与方式即比李泽厚彻底,甚至还干脆另辟蹊径,从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道学原则推出了“一分为三”的认识论,并在他后来的理论进路里面,演变成为“两虚一实”的真、善、美三重错位的美学原则,在这个原则里只有美是实的,真与善则皆为虚。[④]主客观二元既不完全对立也并不完全统一,非要说统一就只能统一到艺术形式中去,而在其间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变异的情感逻辑。这样一来,孙氏的情感变异逻辑就正好与李泽厚的“情本体”理论构成了某种程度的奇妙对应。其中最有意味的是,李泽厚是从哲学家角度讨论情感,孙氏则是从文学家角度探究情感。尽管李泽厚一度以美学家著称并曾取得广泛影响,但这里并不想就美的本质问题多费笔墨。[⑤]这里想说的只是,当年有着相似的哲学追求(比如主体哲学、审美价值论等)并在各自领域(哲学分支与文学独立性研究)都有突出贡献的情形下,而今都到了耄耋之年居然也都有全新的思考和知识推进,尽管后来各自运用的方法完全不同(李氏主要还是演绎法,孙氏则是归纳法),理论景观自然也大相径庭。也就是说,二者只是在相关问题的交叉意义上可能存在有某种程度互参价值,因此下文有所涉及也仅在互参意义上,而并无打算对二者进行具体比较。

  

   一方法论辨析:直觉的方法与真理,归纳的方法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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