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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俊:元代“华夷之辨”的特质、缘由及影响

作者:采集侠    新闻来源:网络整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04-03

刘俊:元代“华夷之辨”的特质、缘由及影响

   内容提要:“华夷之辨”问题经过宋代的热议和激辩,至第一个以少数民族身份统一中国的元代则迎来新一轮的争锋与辩论。相较于同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金代和清代,“华夷之辨”在元代呈现出三大特质,如南北不同、政冷民热和文化为据。而这主要是由元代多元的文化政策、南北学术的不同取向以及差异化的种族制度造就的。它一方面造成元代恪守“华夷大防”与突破“华夷大防”的明显对峙,尤其是从“文化”角度论述“华夷之辨”,形塑明清两代的“华夷”观;另一方面也导致元代社会从统治者到士人的分裂、矛盾和纠结,成为加速元代政权灭亡的主要因素之一。

   关 键 词:元代  华夷之辨  郝经  许衡  郑玉

  

   “华夷之辨”是传统儒家政治哲学上的重要范畴,它涉及如何辨别和处理“华夏”与“夷狄”的差异及其关系,进而延展至民族关系的处理以及政治秩序的安排。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每逢汉族政权遭遇少数民族入侵之时,“华夷之辨”的观念都会成为捍卫华夏正统、保护汉家文化的思想武器。而蒙元作为第一个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朝代,其“华夷之辨”呈现出异于其他朝代的特质,尤其是相比较于同为少数民族政权的金代和清代。然以往的学术史研究对元代的“华夷之辨”或略而不论,或粗略概述,或以偏概全,无法系统而全面、深刻而丰富地展现元代“华夷之辨”的特质。因此,以历史和逻辑相结合的方式,从对比分析的视角出发,探究元代“华夷之辨”的特质,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透视元代的文化政策、民族关系以及治国方略,从而为我们当下处理民族、政治关系提供借鉴,亦是我们把握和丰富儒家政治哲学的重要进路。

  

   一、南北不同

  

   元朝于1234年灭金,1276年灭南宋,终实现南北统一。但疆域的统一并没有带来南北观念、学术的统一。缘由即在于:一是金与南宋学术差异明显,“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①,也就是说,金代崇尚苏轼词赋之学,南宋推崇程朱理学;二是元代实行种族差异对待的四等人制度,为种族融合和观念统一设置阻碍;三是思想、观念具有强大惯性,它并不与时代同步,再加上元代国祚不长,缺乏足够的时间来彻底完成南北思想的同化。而南北的这种学术差异在“华夷之辨”上体现的尤为明显。金代作为高度汉化的朝代,属地汉人对夷狄统治早已认同并接受,故在元代入主中原之时,以郝经为代表的北方学者率先在“华夷之辨”问题上为元代统治的合法性、正统性进行辩护,认可蒙元少数民族政权。郝经称:“天无必与,唯善是与;民无必从,唯德是从”②,又云:“圣人有云,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苟有善者,与之可也,从之可也”③。在郝经看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努力吸收儒家礼义文明,统一中原乃至全国,其政权即可视为正统。由此即不难理解为何郝经作为蒙元使臣,被南宋拘禁十六年,屡次拒绝宋方的劝降,刘因称之为“汉北苏武”。元儒中持“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④观点的学者亦不在少数,如王元杰在解释《春秋·庄公五年》经文“秋,郳黎来朝”时称:“《春秋》之列中国附庸之君,未王命者例称字……郳国小而礼不足,当以名见,以其能修朝礼,特书曰朝,介葛卢则书来⑤,而不与其朝也。其后王命以为小邾子,盖已进于此矣。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春秋》之大法也。”⑥在王元杰看来,夷狄之邦的郳国因能修朝礼,故《春秋》特书“朝”以示褒奖,并肯定“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为《春秋》之大法。当然,承认其正统地位是有前提条件的,那就是行“中国之道”,故郝经进一步阐释了何为“中国之道”。他指出:“道统乎形器,形器所以载夫道。即是物而是道存,即是事而是道在……道不离乎外物,不外乎天地,而总萃于人焉”⑦,“天之所与,不在于地而在于天,不在于人而在于道”⑧。郝经认为“道”以客观形器作为载体,落实到社会政治层面,即体现为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政治伦理思想。郝经主张“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⑨,其中“中国之道”,即许衡在呈送忽必烈的奏章中所谓的“汉法”,乃传承几千年的以礼义为核心的儒家典章制度、礼义教化以及伦理纲常。蒙元统治者进入中原,原先游牧民族所遵循的制度已经不再适用于统一天下的政治需要,故是时以郝经为代表的北方汉族士大夫提出以“中国之道”作为“用夏变夷”的内容是很有必要的。并且指出“夫纪纲礼义者,天下之元气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经脉也。非是则天下之器不能安,小废则小坏,大废则大坏;小为之修完则小康,大为之修完则太平”⑩。由此可知,能否实行纲常礼义、典章制度等“中国之道”对于夷狄统治中国至关重要。总而言之,以郝经为代表的北地学者已突破“华夷大防”,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突破并非是毫无底线的,仍然是以承认、推行华夏文化为承认元代统治正统性的前提条件。\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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