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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南:谈“成长”与“长成”

作者:采集侠    新闻来源:网络整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9-04-10

邓小南:谈“成长”与“长成”

  

   其实上半年我就注意到第一期“教授茶座”活动,看到同学们与王恩哥校长的对话。首先,我觉得对话这种形式挺好的,对话能激活彼此之间的想法,我们很多先贤哲人的思想和资源都是通过对话记录下来的。大家熟悉的《论语》、《朱子语类》等都是对话形式的经典。对话这种形式比较活泼,现场感强,有一种直接的互动。我感觉自己面对的许多问题,都是通过对话发现的,也通过对话去回应。其次,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多年来和同学们在一起,一直徘徊在脑子里面的问题就是“从成长走向长成”;本来还想到一个副标题,就是“充满探索的过程”,后来觉得这样有些啰嗦,所以就把副标题去掉了。

  

   我跟大家成长的年代很不一样,我是1950年出生的。我的—些同龄人说,我们是共和国培养得最成功的一代,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我初中就读于北大附中。1966年“文革”开始后,整个社会面临着动荡,刚刚步入青年时代,就遭受了天翻地覆式的心灵压迫,跌宕、起伏、波折,这种体验一直伴随着我们这些人的成长过程。

  

   我18岁去黑龙江,在北大荒待了将近十年,一生中最好的青春时期。现在大家看知青回忆录,都知道当时是“文革”期间,国家民族都经历着严重的历史曲折。我去了著名的垦荒地燕窝岛,前面几年当农工,后来在边疆农村的小学校做民办教师,盖房子的土坯是自己脱的,苫屋顶的茅草是自己割的。在那里接触到很多孩子,也慢慢感受到自己的成熟和孩子们的成长。“文革”之后,我们陆续离开边疆的时候,当地的老职工说,如果没有你们,我们的孩子现在都还不知道要走出去。这样的一些过程,会让我们感觉到,在自己受到波折和压抑的时候,只要你自己努力去做了在那种环境中自己能做的事情,其实对于那时的社会,特别是对于那些边远地区,对于那些没有见过铁路和火车的孩子,还是很有意义的。从那时候开始,我觉得一方面自己是“成长”过程直接的参与者和体验者,另一方面我也是孩子们成长经历的观察者和促进者。

  

   我是1978年才考大学,那时候我已经28岁了。从北大荒回来到我考大学,中间空了一年,就是人们说的待业。我待业的那年,在172中也就是人大附中代课,接触过一些中学生。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又留在北大任教。作为老师,我的经历算比较完整,接触过小学、中学、大学的孩子。就每一个人来说,在成长过程中有不同的体验,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资质不一样,兴趣不一样,目标不一样,所以这个体验是非常不同的,但是成长中的问题可能是共同的。

  

   人生中有无尽的挣扎,挣扎实际上也是一种探索,这种挣扎与我们的成长相生相随。成长就是不断地丰富自己,有痛苦,也有成功的愉快;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往前摸索,不断积累。所谓“长成”,比成长更复杂,它没有一个终点。长成是一个个节点构成的,是过程性的,“止于至善”,没有终止点。这是我想说的第一层意思。另外,长成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没有一个界限。在成长的过程中,每一步你都会体悟到点滴式的长成。长成,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内心的自我体验,人格独立,心境通达;它会有外在的呈现方式,但是表现方式不可能千人一面。大家各有特点,比如周到、果决、开朗、沉稳,可能都是成熟的表现,也可以说都是逐渐“长成”的标志。我想强调,从成长到长成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其中肯定会伴随着一定的痛苦、磨砺。我们现在常说陶冶情操,“陶冶”是什么意思,“陶”是制陶,烧制塑造;“冶”是冶炼熔铸,哪个过程都不轻松。我们学业中切磋琢磨,“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哪个动作都不容易。但是这个过程中也都伴随着喜悦,和我们起步阶段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这个过程是节点式的、探索的、推进的过程。

  

个人经历与选择


   Q:您选择历史是因为受到父亲的影响吗?您对历史研究的感受是怎样的?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而且经常被提出来。我2006年出过一本书,今年三联书店重新出版了。这本书是写北宋的《祖宗之法》,我在书的后记里说:“作为父亲的女儿,我在学业上不曾使他满意,而且这样的感觉一直啮噬着我的心。”出版后我送给周围的老师,其中有一个上海师大的老师,她的先生是做实业的,他看了个头看了个尾,看完后,说“名人的女儿真不好当”。我很怕别人说我“家学渊源”,我怕这样连累了我父亲。其实我觉得我和父亲隔着一代人,因为我父亲44岁才有了我,我上大学又特别晚,那时他已经不教课,真正教我的是他的学生。解放以后,父亲的背景比较特别,他曾经是胡适校长不在编的秘书,也长期被批判为“白专”。我的同事刘浦江老师,写了我父亲的百年回顾。他说历史学者50岁到70岁学术创造能力最强,但是我父亲在那期间却没有发表什么文章。我想这种情况跟那个时代有直接的关系。我父亲从来没有刻意培养我对于历史学科的兴趣。他可能是觉得学人文的与当时社会的导向联系太紧密。在我小的时候,印象中父亲和母亲希望我做医生,可以帮人助己。我上中学的时候,自己是想做文学家,写小说,这大概跟当时语文老师的鼓励有关。下乡以后,我发现写小说需要有浪漫情感,而我并不擅长,于是就放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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