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占武同志的新作《回族语言文化》（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我自己长期从事回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为回族学研究这样一个新的收获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初次见到占武同志，那还是20多年前。他20出头，已经有好多研究成果，涉及汉语言学、文化学、翻译学等方面。就回族学方面，他在东干语、经堂语的研究上有几篇文章，颇有新意和锐气，显示出比较厚实的语言学功底。后来读到他1996年出版的《回族语言文化》，当时就有眼前一亮的感觉。那部著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一本小册子，但它拓宽了回族学研究的领域，在这本小册子之前，这方面的研究可用凤毛麟角来形容；同时，它也初步搭建了一个框架，回族语言文化研究的一些主要的方面都涉及了。

    而今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新作，与十多年前相比，那又是大大不同了。粗读一遍，感觉它涉及的面更宽、更有深度，随处都有新颖、透辟的论述。学术研究往往是这样：题目是老题目，但答案却不一样。随着研究队伍的不断壮大，随着学科的发展进步，我们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将会不断达到新的高度。

    那么，《回族语言文化》有哪些新颖和独特之处呢？

    首先，作者是通过回族话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深入探究回族人的精神世界。英国语言学家帕默说：“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回族的语言当然也蕴藏、沉积着回族的历史和文化特征。这些年来，对于回族文化的研究也有不少的论著，但从回族人的语言入手，这是一个颇具技术性的手段，可以避免过于空泛的议论以及流于印象、观感的描述。作者也正是从此着眼，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论述。比如说，回族文化的独特品格、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都可以在回族的语言中得到切实的照应。回族人总是在另辟蹊径地创造和使用一批独特的词汇来表达概念和保持文化的独立性，我们从作者所研究的回族话的“别同”现象、语言禁忌现象，以及回族使用汉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系列概念来表达回族文化，等等，都能体会到这一点。

    其次，是作者比较的眼光。人文学科的研究不能画地为牢。特别是在关乎民族文化研究方面，必须十分注重比较、归纳，所谓“有比较才能鉴别”。惟其如此，才可以避免自说自话，既看到普遍性，又把握特殊性。举例来说，我很欣赏作者从宗教对语言的影响出发，把回族经堂语与佛教汉语进行比较，从而得出回族经堂语实质是伊斯兰教汉语这一结论，并由此展开文化学的讨论。读者当然可以对这一看法进行讨论，但这种比较的方法、角度是值得肯定和加以提倡的。

    再次，由于作者有比较深厚的学术积累，使得在很多问题的研究上有新的深度。占武同志兴趣十分广泛，懂几门外语，在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等方面涉猎很广，这方面的学术素养，我们从他的书中就能看到。他对经济学、管理学也有研究，几年前，他还在中国商务出版社出版了《政府采购——寻租行为与最优监管》这样专门的经济管理学著作。我感觉，在《回族语言文化》这部书里，他把这诸多学科的知识和修养都融汇其中了。加之这些年，他从事多个行政岗位的工作，这对他视野的拓宽、眼光的提高是有裨益的。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特别是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这是有道理的。

    史学家白寿彝先生说，回族史研究是一门艰苦的学问。研究回族史的人，必须具备多种语言上的工具，必须理解伊斯兰教义和教法，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懂得回族人的心。占武同志是回族，自小生活在宁夏同心县这样一个回族穆斯林文化氛围浓厚的地方。这是他写这样一部著作得天独厚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一点，就不会把握回族语言那些细微的方面。我读他的这部书，有时会发出会心的笑，是因为他把我自小也熟悉的那些话给复活了。